“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跑，大致诠释了一个“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世界。在全球化的演进中，变化、演化是高概率事件。不确定性究竟会催生出哪些变局?全球合作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日益被全球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或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回答这些问题，不妨从自然科学视角入手，从无序看有序，观局部察全局，解分歧谋共识，最终在全球化演进或演变过程中寻找某种确定因素，判断全球化可能出现的新方向。

      不确定性：恐慌蔓延的新因子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着地球系统的变化进程，而包括人类社会的地球系统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各大圈层间，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过程间，及其与人类活动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这个系统的有序和无序特征。无序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风险，而风险是引起人们恐慌的因子。

      长期以来，人们对地质灾害、天气与气候灾害等自然界中的不确定性心知肚明，对由之产生的风险怀有敬畏，进而生发出不断破解自然界中不确定性的动力。但是，人们对人类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却缺乏等量的感官意识。事实上，在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灾害或公共卫生历史事件中，不少都与科学的不确定性有关，例如南极臭氧层空洞、烟雾和光化学烟雾危害事件等。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前所未有地把这种不确定性直接摆在了人们面前，且呈现出“网络化”相互关联的风险群候特征，影响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而催生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群体恐慌。

      “风险互联”：不确定性的新表征

      新的风险及其彼此关联的影响不断呈现，揭示出当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离现状。这种分离阻碍了人们对科学与社会、与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有机、系统联系的认识，从而导致许多不确定性出现。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暴露了这种分离现状带来的负面影响。疫情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其发生、传播、控制以及可能产生的连带影响等种种不确定性的认识存在不足。其中，既有对病毒本身的科学认知局限，也有体制机制、管理规程、公众理解、道德遵循、经济与社会动员等方面的人文社会因素。这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不确定性，催促各国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病毒对人类构成的挑战，也让如何联手改善全球和国家治理体系成为热门话题。

      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反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对风险互联和风险群征的深刻认识与高度警示，是站在坚实科学基石上的政治倡议，也是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应对新思路。

      危机与风险：全球化的新课题

      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国际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的迅猛发展加深了当今世界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关联性，给人们带来了效率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却并不意味着平等机遇与均衡发展。囿于差异化的国情、基础、文化、理念等因素，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领域依然存在真空、短板、分歧乃至偏见，唯利益论者更是借机大肆推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制造意识形态隔阂和国际贸易壁垒，对全球化既有模式形成阻滞，同时也造成自然科学发展与人文社科发展的脱节和错位。这导致，一旦全球面临严重危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对全球治理形成最大化支撑。

      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中国及时分享病毒基因组，分享治理经验与举措，为化解这场危机尽力补足短板。但一些国家的政治偏见、私欲野心依然存在，世界卫生组织也遭遇个别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政治化操作。

      科学与自然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互联性始终客观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全球都在思考变革与转型，特别是对传统认知和思维方式变革。在西方，不少人正在反思西方现代化，关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开始放下传统的偏见，思考全球化合作中的危机处理、风险应对、治理模式等问题。可预见的是，如何应对诸如疫情这类危及人类生存、危及国家发展的危机，或将成为全球化合作的新方向以及全球治理的核心关切。

      关切人类命运：全球化新动力

      在危机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在发展中，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凭借一己之力持续一枝独秀。“甩锅”和寻找“替罪羊”解决不了问题，人类命运的关联性决定了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疫情之中全球经济遭受冲击是客观现实，但经济一体化只是全球化中的一环。疫情带来的危机诚然会对原有的以经济为主要链条的一体化构成新挑战，多领域多行业也会发生连锁的深刻变革，但围绕风险与危机管理的全球化新链条正在形成，并将带动一系列的衍生合作，如危机管理相关的物资经贸、共同应对风险的科技合作、有关应对策略的人文往来，以及联手破解风险的机制研究和治理方案等。

      全球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全球治理和有关国家的福利社会改革，而全球化可能出现的新特征也将给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内涵与方向。可谨慎预见，全球化可能出现一些新的特征：经济利益驱使的全球化动力在消退，规模可能出现缩减;受危机和风险困扰带动的全球化需求在提升，合作规模与产出体量将成倍增长;围绕具体风险的理念、方案类思想交流将更加密切，并由之产生新兴贸易合作;风险与危机管理话题将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双边合作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诸如灾害危机储备等一系列新机制、新管理、新架构将在全球化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全球化显然不会像个别西方政客描绘的那样走向终结，但其把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主要链条会发生属性偏移，需求链、减灾链等更加迫切和务实的供需关系将更大比重地带动全球化朝着新方向发展。

      (本文作者汤绪，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大气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联合国特别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天气与减灾司前司长；国际科学理事会与联合国减灾署国际灾害风险研究计划办公室高级科学顾问。)

（本文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9期，原文链接）